从南国的温州老板跑路潮到北国鄂尔多斯的高利贷自杀者，高利贷的黑手不再是专属于黑社会把持的地下钱庄，而是上升为上至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下到平民及拾荒者的一场全民皆贷的盛宴，而从温州到鄂尔多斯的一件件跑路、自杀事件背后的资金崩盘，成了资本利益和人间信任之间最后的晚餐。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或组织站出来承担这个问题的结果，当然没有谁能承担得起，但是在全国倡导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资本利益把人间信任打得粉碎，难道背后没有一只黑手吗？在这里笔者只谈我们缔造了中国犹太人的温州和人均收入可媲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鄂尔多斯这两个地方，在经济快速崛起后又为何沉沦了信任道德。

　　温州老板跑路潮引起全国关注的事件莫过于国内最大眼镜商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的跑路与归来。胡福林的跑路是因为企业盲目扩张，将钱投资于自己不熟悉和不善长的LED、光伏等领域，在光伏产业低潮，LED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回报大大低于投资，同时随着银行催款越来越紧，借贷越来越难，运转困难，而高利贷的催逼成为促使他跑路的最后一个终结因素。在这里“胡福林”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群体的符号，他代表了温州以及全国很多地方民企以拆借高利贷来做资本缓冲，最后陷入高利贷困境的企业家。这一类企业家有雄心和胆略，而人性中的贪婪更甚其上。在金钱的诱惑中，他们不断地在过热行业投入资本，大到房地产、能源，小到绿豆、大蒜。希特勒曾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并进行了绝种式的民族大屠杀。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太精于算计，唯利是图。这一点在这群贪婪的温州商人的人性中有所体现，并切实了引领了全国人民炒房热，使房价几年间飙升六七倍……高利贷下的资本盛宴崩盘了，席卷了余下的资本跑路。这是一个人在遭遇资本滑铁卢之后最好的出路，但是一走之后留下的却是信义的荡然无存。我们不难发现那些高利贷借钱于民间的人开着宝马奔驰，骗银行贷款的人展示着假冒的无价玉衣，得手之后一并消失。他们只有一条——利用别人对他的能力信任和道德信任换取了金钱。随着债权人的消失，担保公司一个个倒闭，担保人或随之跑路，或自杀谢罪……在中国这个亲情社会圈，人们用亲情的信任保障着利益，用利益维系着亲情的信任，当这些人丢下数亿元的民间借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相信当前在如温州这般民间高利贷活跃的区域，人与人之间除了陌生就是冷漠而已了。

　　说完南国的温商，再来谈谈北国秋风中寒意浓浓的鄂尔多斯。如果说温州有着犹太人的精明的话，那么鄂尔多斯绝对是有着蒙古族直爽信义的一面，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温州人跑路了，而鄂尔多斯高利贷者自杀了。即使在这样一个崇尚信义的蒙族集聚的区域，人性的贪婪让我们依然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在不断地吞蚀着良田，也彰示着贪婪的心。鄂尔多斯是一个以资源和羊绒而著名的城市，人们生活水平较高，活跃起来的民间借贷使得这个崇尚信义的城市在房地产冷市、产业升级和银根紧缩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催逼下，一步步走向彻底崩盘的边缘，金钱在一次次的冲刷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直到人们走向检举走向法庭，亲友反目，家庭冷漠……这样的事例俯拾即是，在这里不再列举，这里面没有“仇者快，亲者痛”，可以说“大家都有伤”。

　　在这场全民皆做高利贷者的背后是人性的贪婪，在贪婪背后给无数个民企和个人在发展与还债挣扎中造成了囚徒困境，导致背弃信义而跑路，精神崩溃而自杀，随之伤害的是那些民企所在的产业，和活跃在产业链条上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在这里我们看到：推高高利贷产业的是民企，受害于高利贷的也是民企。不管是温州还是鄂尔多斯，为什么都是民企？

　　前面我们谈过，民企老板依据直觉和胆略盲目地扩张，对于利益的评估远远大于投入风险的评估，人性中的贪婪在这个自由的经济体中得到了放纵，获得过利益也酿造了苦果。在越来越趋于国际化和规范化的中国市场经济，在激发人性贪婪的同时也用市场的道德规范和惩罚制度去约束，在贪婪的驱使下必然有很多企业家像在八九十年代创业一样做出违反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交易和业务，不遵循市场道德规则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告诉我们民营企业家，这不是中国的刚改革开放时代，而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来得太快，思维、手段要有所改进和及时跟进，市场道德观念也要在发展大局中重建。

　　企业陷入高利贷困局的另一个背景我们要看到中国制造业正在走向转型期，只是从量上的盲目扩张，而没有质的提升，在今天的中国市场竞争中是注定要被淘汰的。中国作为OEM大国的优势已正在向越南、印度、老挝等一些周边生产力更加便宜的地区转移，在员工工资、生产资料等一系列环节里中国已失去了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赚取利润的时代，国内企业再想谋得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依靠创新和品牌来获得与发达国家市场竞争的胜利。在这场企业转型中，研发创新需要资本，高端装备上马、改造需要资本投入……这一转型来得太快，而所需要的配套援助却来得太慢。与这些相反的是国内民企承担了高额的税赋，吏治腐败更使得他们雪上加霜；在很多的产业领域也阻止了民营资本的进入，在能源、电力、通信等领域我们鲜有看到民营资本的身影。在这个转型期，适逢当前银根紧缩断掉了民企正常的融资渠道，只有依靠于高利贷，推高了高利贷，最后挣扎于高利贷……

　　我不想想得太多太深刻，在蛙声一片的中国民企困境里，看着那些无奈放弃经营了几十年的工厂，忍痛背弃至亲的亲友信任，绝望地离开人世的老板们和高利贷受害者，谁纵容了人性的贪婪，谁掐住了这些人命运的咽喉？谁让借贷高利贷者和放高利贷者在这场资本盛宴中都受到了伤害？最后伤害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信任。信任不在，和谐社会如何构建？

　　在一篇回忆录中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受害于文革时期的女记者在平反后的追悼会上，有两个人发来了道歉信，一个是时任文革时期的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他道歉于当时没有有效阻止那个事件，没有保护好这个女记者；一个是漫画家华君武，他曾奉命而作了一幅漫画来讽刺了这个女记者。他们都没有力量去避免那场浩劫，但是间接的帮凶角色却让他们善良的心有悔过之意而道歉。反观如今，我们不能指出谁是这场伤害中的幕后黑手，但是不是也该有人或组织站出来为这件事情道歉或引咎呢？谁该来为这场没有赢家的伤害埋单？

　　最后想说的是：工业自动化业界的企业也是当前中国产业升级转型中的泱泱一员，别人的教训谨当为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