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工作是我的主旋律，写工作中的事情多，这件事，那件事，总有一些思考和总结，写下来，就像在陌生的路上做了一个记号，偶尔翻出来看一看，会有一些记忆与快乐。这样一些思考和总结不仅对自己有用，有的对别人也会有些启发。当我终于放下工作，开始享受生活时，看见这样一些文字会觉得生命没有白过。 ———李玉琢
1948年农历9月29日出生在黄海之滨的辽东省东沟县孙家屯一户农家。那一年母亲34岁，父亲36岁。哥哥大我12岁，中间有过两姐一哥均幼夭。母亲难产后生下我，接着我被裹着小棉被放到拔下铁锅的灶坑里从灶门拖出来（我因此有一个很难听的小名），农村风俗这样的孩子好养活。果然，我之后的妹妹与弟弟均保住了。
学前在村子里听大人讲过《水浒传》，小学三年级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念师范的哥哥带回来的《苦菜花》，小学四年时听班主任老师讲过《小五义》，英雄情结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赶上过大跃进，在学校里深翻过土地；赶上过人民公社，吃过集体大锅饭。知道农村放卫星、插红旗白旗的事儿，也看过四清时批斗干部的事儿。最有趣的事情，是到横穿过村子的河里游泳、钓蟹、摸鱼，钻进两岸大片的芦苇塘找鸟窝捡鸟蛋，冬天夜里拿着手电筒跟在大哥哥们的后边到茅草房的屋檐下捉过一动不动的麻雀。
60年初，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家人随父母迁移到黑龙江省鸡西市——接近中国北部边境的一个煤矿城市，由于没有正式户口，很长时间被社会称为“盲流”。在帮助父亲打短工砸石头时，右眼被打伤过，我一辈子只有一只半眼睛。初中是我平生读书最好的岁月，每次考试如果不是第一名都会难受一阵子，在父母面前都不好意思说。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是我高中之前的习惯，由于买不起书，借来的小说大都通宵读完。在城市街头花一两分钱看小人书，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知识渠道。在此期间，我得过肺结核，咳嗽，痰中带血。母亲带十二三岁的我到市医院打过好长时间的青霉素、链霉素。1961年初，父亲在鸡西市郊的农业社用110元买了两间半在地下的小草房，我家从此被远近称为“小房老李家”。
在鸡西一中读到高中二年级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是接近规矩的保守派，没有打骂过老师，看不惯一切胡来和不说理，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是《评游街》，在鸡西卫校以自己的退出搅黄过一次本应发生的大规模武斗。1968年11月3日，随鸡西三千多学生下乡到黑龙江海伦农场，当过半年的榨油工，当过三年多语文老师，下乡前在父亲工作过的工厂做过半年多的工人。我的管理能力从21岁当中学班主任的时候有所培养，在那个时期，我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谈过一次似是而非的恋爱。尽管老师干的精彩，但在入党、上学等问题上都有过挫折，这些挫折、打击让我对社会有所认识。
我在绥化农场局做过一年多的青年干事之后，由于未积极要求入党，认为无培养价值，被推荐上大学。清华负责招生的老师几经犹豫之后，终于接受了我，那一年我已25岁。大学几年的情况已在《我的大学》里有所描述。清华的上学经历是我一辈子颇感荣耀的事，尽管人们对所谓的工农学员并不感冒，后来的不愿甘居人后与这一段有一定关系。
毕业时，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外地学生留在北京工作的（北京籍的学生全部留在北京）。当时中科院的计算中心刚刚建立，我们这些新分配的大学生参加过它的初建工作。在这里，我从一个计算机房的外部设备组组长，到一个机房的机长、技术条件处的副处长、处长、整整干了十年。记得我在评工程师职称是宣讲的论文是《013大型计算机搬家时的并行操作》。此期间，经历过结婚生子，母亲和岳父的去世，还到日本培训过三个多月。日本之行让我看到另一个社会，另一个世界，我后来的辞职与下海与此有关，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了管理工作的探索。
1987年3月我在经历了痛苦的思考与抉择之后，依然放弃铁饭碗，选择下海办企业这样一条比较符合我性格特点的路，这一年我39岁。在四通做过8年，经历过民营企业初期的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也经历过创业的艰辛，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被“流放”到深圳的痛苦与欢乐。做过生产，建立过全国营销网络，在“六四”的危难时刻派我到深圳独立办过企业。1992年被国家科委、全国民营企业协会、全国工商联评为优秀企业家。在这里我结识了万润南、段永基等人物，提高了我办企业的眼光、层次、能力，离开四通时曾当众嚎啕大哭。
1995年5月加盟深圳华为公司，初期，公司把一个谁都没有放在眼里的莫贝克（当时唯一的华为控股子公司）交给我，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赚了5000万元，为后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华为的冬天”时（2001年10月）这个企业以7.5亿美元卖给艾默生。后来负责华为全国营销型合资公司的建立，用了三年时间与十个省市电信管理局建立了合资企业，为华为从“农话”走进“市话”，走向规模化市场奠定了基础。在这里，我有幸与企业界的强人任正非共事，他独到的思维方式、操控企业的能力以及他的共同富裕内部员工持股的模式都给予我很多的启发。1999年底我因冠心病离开华为后，任正非多次派人请我回归，包括四年后的当面邀请，都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1999年11月，我以抱病之身接受了亏损850万元、濒临倒闭的利德华福的管理帅印，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让这个企业气死回生。这期间经历许多磨难，包括工作期间心脏病的发作，不但使这个企业成为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的一面旗帜，还打破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为中国后来的节能减排提供了最有效的设备。在利德华福的五年半里，我以身作则并采用写文章等方式武装干部和员工，建立了一支出色的企业团队。2005年3月，终因与投资者的意见不和拂袖而去，在董事会上上演精彩一幕，2005年12月被《变频器世界》评为此领域唯一的“当年风云人物”。
2006年初，在写完《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并度过一年的敬业禁止期之后，我想重新扶植一个企业继续高压变频器的事业，但利德华福采用诬陷等手段动用司法力量，阻止我想法的实现，人生第一次遭遇司法的调查和考验。当年7月底，我接受金风科技的邀请，开始了一个全新领域的征程—风力发电，做过基建、管过质量、主持过电控，最近两年主持集团日常工作。在企业的转型与改造方面，倾注大量心血。
总括来说，一辈子没有安分过，人生经历的一切基本挖掘了自己的潜能，虽谈不上如何成功，却也丰富多彩。对待人生，注重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实现，希望做到事业、家庭、健康三者的平衡，回头看基本做到了。有人问我是不是改革派，回答：在改革派中我是保守派，在保守中我是改革派。现在，我已63岁，充满激情的工作岁月一点点远去。我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设计，准备开始另一段人生。
文章摘自李玉琢先生著作《挥一挥衣袖》
20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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