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地点是中关村菜市场旁边一幢灰白色小楼。如今那里已经高楼林立，了无痕迹。万润南的办公室在黑乎乎一楼走廊的尽头。1986年四通的销售额已经过亿元，报纸电视中都把四通称作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但是四通的办公室条件很简陋，万润南的办公室顶多10平方米，灯光灰暗。当时的北京天气还有些冷，万润南热情地接待了忐忑不安的我。
许久未见的万润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让我感觉到一点陌生和几分新鲜。1987年之前，在中国的街头穿西服打领带的还极为稀少。后来知道，那个时候的四通就是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有的四通员工都要穿西服、打领带，衬衫上还印有四通的徽标，看起来精神、职业、与众不同。万润南远远地笑脸和蔼可亲，很容易拉近与你的距离。
那次谈话，万润南有两句话打动了我。第一句是：“李玉琢，你是科学院计算中心少有的优秀管理干部之一。如果你能加盟四通，我非常欢迎。”这是捧我，但很受用。
万润南的第二句话让我更为震惊，他说：“四通将来要做中国的IBM。”
当时的IBM年收入达到500多亿美元，差不多与中国一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那是蓝色巨人。这样一个起步不过三年的小公司居然挑战世界巨人，真让我目瞪口呆。震惊之余，更是佩服万润南的远大志向和超人勇气，觉得能与他这样一批人为伍是一种光荣。
“做中国的IBM”这句口号，不要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感召力量。
万润南“心”很大，他说：“中国的IBM是什么？就是世界的四通。”如果评选新中国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企业家，我想万润南一定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我的性格中一直有一种冲动：做有理想的事业，将“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十年抓紧补回来。后来，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加入四通而不是联想或其他公司，除了因为万润南在计算中心工作过，相互比较熟悉，彼此都有良好印象之外，他对未来的追求和豪迈的情怀无疑是把我拉进四通的关键所在。
我当即对万润南说：好吧，我来。不过要等我把计算中心的事情了结了，才能过来。
万润南说：我等你。
就这样，我一步从体制内跨到体制外，再未回头过。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对于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终究会走多远，我终究会成就些什么，一无所知。但人就这样的奇怪，越未知的未来，越神秘的未来，越有一种吸引力。像在计算中心那里一眼可以看到头的地方，反而让人觉得乏味，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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