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难以预料的生物质能发电市场，龙基电力为何吸引了花旗银行1.5亿美元的巨额投资？
8年时间，龙基电力创始人蒋大龙花了几十个亿，拿到了花旗1.5亿美元投资，公司总收入超过30亿，但这位沃尔沃的前中国首席顾问一直没有赚到钱。
2002年，蒋大龙从沃尔沃离职，想开设用秸秆这类农林废弃物燃烧发电的电厂。当时中国还没人做这门生意，为了说服政府批准立项，就花去他将近3年。除了投资者的钱外，他又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开设出中国第一家生物质直燃发电站。
从第一个生物质能发电厂建成运营算起，蒋大龙的龙基电力及其控股的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在4年多内收入总计超过30亿。按装机容量算，在靠燃烧秸秆、枯枝等农林废弃物发电的生物质能领域里，拥有19座运营电站的龙基电力占有国内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蒋大龙依然忧心忡忡。像大多数清洁能源一样，生物质直燃发电无法靠自身盈利。虽然相较普通电能，卖生物质电能每度电能多拿0.35元的补贴，但较高的建厂费用以及原料成本消耗掉了所有的收入。
据蒋大龙称，截至今年中，为了买秸秆等原材料，过去几年已经累计向农民支付了20多亿。蒋说自己有时会负气闪过“把电厂给关了”的念头，但一次又一次，他决定继续撑下来。
全新生意的麻烦
从1996年第一次在瑞典看到用秸秆、树皮等焚烧发电的电厂后，蒋大龙反复参观过好些这类电厂。在山东农村长大的蒋大龙觉得，中国那些在田里被白白烧掉的秸秆是笔未被发掘的大资源-作物秸秆在生物质能源中占比最大。目前我国年产秸秆6-7亿吨，造肥还田、家庭燃用消耗约35%，剩余4亿吨左右的秸秆没有利用。按秸秆发热量计算，4亿吨秸秆发热量相当于2亿吨自然煤的发热量。
由于建小型发电厂需要政府审批，2002年从沃尔沃辞职开始，他陆续找过河北、山东等几个北方产粮大省的省政府，一封封地写信，托熟人，利用对方出差开会等一切可以见面说上话的机会，申请开设电站。两年半后，山东发改委终于决定把这个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2004年年底，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立项。除了用自己和同事好友的钱成立中国龙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外，蒋又四方筹资，先是找到了一家叫做德源的投资公司作为新投资方，重组成立了北京龙基电力，之后找到国家电网，与其下属公司合资成立了国能生物发电公司。如今，龙基电力占股75%。
他以每新建一个电厂支付50万美金的代价，取得了丹麦生物质锅炉公司Bioener的技术授权，得以用丹麦的技术自行生产锅炉。由于欧洲锅炉被设计为只焚烧一种燃料，不能多种混合燃烧，国能需要对锅炉进行技术改造，除了组建一支6人的技术团队派去丹麦学习外，蒋大龙又说动丹麦的技术专家来国能当技术总监。改造后的锅炉可以最多燃烧20多种农林废弃物。
2005年12月，选在山东菏泽地区最为贫困的单县的第一家生物质直燃发电站终于建成运营。但跟这些开张前的麻烦相比，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蒋大龙很快发现，自己对这门新生意的预估失算了。最初，单县电站计划投资只有2.2亿元，但最终成本高达3.3亿，这远高于同等规模煤电设备的价格。当时国家开发银行为这个环保项目提供了七成贷款，国能只需先支付三成启动资金，但这也给国能带来了较高的财务费用。
更糟糕的是，作为原料的秸秆价格也不便宜。这家公司在做可行性分析时，是以每吨秸秆100元的价格进行测算，但农民们出售秸秆时，要价会超过自己收集、捆扎、运送的成本以及劳务费，否则不如放把火烧掉。此外，本地小造纸厂也可能跟电厂争抢秸秆资源。最终，单县电厂的秸秆收购价不得不涨到250块左右，并随着汽油价和人力费用一直上涨。据估算，要发跟燃烧一吨标准煤同量的电，秸秆的成本要更高。而秸秆的成本占发电成本的六成，这使得电厂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发电成本高过传统方式，这意味着生物质电厂要靠补贴才能生存。电价由国家制定，销售给电网企业，生物质电能在脱硫电价的基准上，每度电能多拿0.25元的国家补贴和0.1元临时补贴。但新疆、山东、吉林等秸秆资源丰富的农业大省基准电价低，特别是新疆，加上补贴，>>电价才五六毛，而广东、福建江等南方发达地区基准电价可到六七毛，生物质电力的上网电价能达到一元，偏偏天气潮湿，不适合秸秆燃烧发电。
这几乎是所有新能源产业的共通难题：它们技术新、研发费高、设备贵，且缺乏配套产业支撑，因而成本高昂。除去技术创新导致成本下降不谈，政府补贴是风能、太阳能、垃圾发电等行业能赚钱存活最重要的因素。到2007年时，国能已经快撑不下去，好在这时花旗集团找上门来。
花旗集团当时判断，既然中国政府日益强调环保和提高农民收入，太阳能、风能的补贴到了每度电1元多，未来生物质发电的补贴应该会变高。国能又是当时这个领域唯一的专业公司，已经建成了6座电站。谈了3个月后，花旗决定赌一赌，向国能投资1.5亿美元。
拿到钱的蒋大龙开始做一些没钱时做不了的事情。
扶植上下游
新生意的一大麻烦是缺少上下游的配套供应商，连开展生意都难。国能建第一个厂时，甚至找不到造生物质锅炉的厂家，蒋大龙跑了好几个月才找到一家肯代为制造。
2007年，国能收购了给自己造出第一台生物质锅炉的老国企济南锅炉厂。锅炉、汽轮机、发电机是常规火力发电的三大主机，与火力发电相比，秸秆发电只是在燃料输送、锅炉方面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秸秆生物质燃烧发电锅炉是秸秆发电厂的核心部分。且每个地方燃烧的农林废弃物种类不一样，对锅炉的要求也不一样，收购济南锅炉厂也方便做技术改造。正是由于收购了济南锅炉厂，电厂的新建成本得以从最初的3.3亿下降到如今的2.5亿。
趁着2009年金融危机，国能又低价收购了丹麦公司Bioener，不再需要每新建一个厂就支付一次技术使用费。
国能也着手培养收购秸秆的经纪人。这些中间供货商以稍低的价格从农户手里收购零散秸秆，再打捆、加工，运送给发电厂，国能以较高的价格收购。不同于丹麦这种有大片农田，收购秸秆程序简单的地方，国能此前收购秸秆都是跟单个农户做生意，一点点过磅给钱，不仅过程繁杂，而且得在收草季节一次性支付现金。
经纪人可以简化国能的工作。为了控制成本，不让经纪人做大后囤货抬价，国能的每家电站总是同时从数名经纪人处买货，不特别倚重某一家。它又跟清华大学合作，造出了检验草垛内是否掺杂泥石注水的系统，以控制燃料质量。
但最多的钱用在了建立和运营新厂上。蒋大龙坚持相信，秸秆发电是不多的能让农民增收的清洁能源，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大补贴。他去各地考察时，地方官员也都围着他转-一个装机容量为3万千瓦时的典型生物质发电厂每年大概能消耗掉25万吨秸秆，这意味着每年要向当地农民支付七八千万元。
基于这种信心，国能开始建造尽量多的电站以抢先占领市场。电厂多开在最贫困的农业区，这里百姓送秸秆的积极性最高；蒋也尽量在基准电价和农林资源两者间找平衡，电厂多开在华北、东北的几个省份。但除了作为全国示范项目、电价能拿到7毛多的单县电厂外，国能的其他电站都在亏本运营。2008年底时，国能已经建成的生物质电站有13座，建设中的还有6座，是建成电厂最多的一家。
其他公司则似乎灵活得多：虽然政府批准的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已经超过了200个，但绝大多数并未动工。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生物质锅炉生产商，济南锅炉厂生产过30台锅炉，除了自用的19台高温高压型锅炉，其他厂家买走11台，还多是煤炭和秸秆混合燃烧型的。
一旦政府决定提高补贴，龙基电力就是最大的赢家。它有成熟的技术、良好的建厂经验、知道怎么收购原料，还握有最多的运营电站和40多个核准项目。似乎唯一的问题就是电价太低。从建成第一家电站开始呼吁提高补贴起，蒋大龙期盼了4年，也失望了4年。
坐等政府补贴不是办法。2009年一整年，除了建完已经开工的电站外，国能未启动新的建厂计划。蒋向国外的环保基金求助，最终拿到了瑞典政府的资助。这笔钱，他不再用来建设新厂，而是用来研发怎么从秸秆中造出乙醇。乙醇依然是个前途难卜的新市场，但在蒋大龙看来，这是个把秸秆“吃干榨尽”的办法，乙醇定价权也不再完全掌握在唯一的买家手里。更何况，剩下的渣滓还能用来燃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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