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通八年从万润南、段永基等人身上，在华为四年多从任正非等人身上，我都学到了非常有益的管理思想和用人之道。当然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弱点和错误也给了我许多启示。
 

第四章：初露端倪

      在“八九风波”之前，四通总体的发展是健康的，生机勃勃的，甚至是轰轰烈烈的。人们把四通作为民营企业的榜样，前来学习的、取经的、采访的络绎不绝。公开联系的，私下来看的都有。地处北京郊区北坞村的合资公司打字机工厂，也经常接待各地参观的客人。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代理商、外国友人不时造访，俨然成为四通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和展示的窗口。

 

     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穿着便衣，没带几个随从，从玉泉山步行溜达到我们工厂的院里。当时我正好在，急忙带领他在车间里看了一圈，人走了我还想，这么大的官儿怎么也知道这里？

     四通最初几年的高歌猛进，让很多人得意忘形，同时也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初始不经意，后来有可能酿成大祸，有的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

 

    记得段永基曾说过这样的大话：“以四通目前的影响和声望，即使卖冰棍儿也能成为中国第一。”后来大家会看到，这样的狂妄是极为危险的。这也许决定了四通最终的命运。
 

万与段出现裂痕
     据说“文革”期间，万润南和段永基在清华分属完全对立的两派，万是四一四派，段是井冈山派。但在四通，至少在我眼里，段永基是万润南比较倚重的干部。无论是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还是当企业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刻，段永基都是万润南最主要的助手。这一点在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上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一唱一和，配合比较默契。虽然段的地位渐升也遭到一些人的抵抗，但企业相信的毕竟是生产力标准，是靠本领说话的。段永基除了主持的合资企业成绩骄人，在处理“1.18”空难，以及主持集团的经营活动中，都展示了自己的才干。

 

     段永基的才气与万润南相当，但行事的端正及为人的诚恳、大气则不及万润南。段的权力欲望比较明显，做事讲究心计、手段，因而万润南常当着我们的面说段永基“装神弄鬼”，段永基倒也不说什么。

 

     1988 年底，万润南将段永基一直主管的打字机营销部交由合资公司曾经的副总经理、后来的副总裁郗建民（此时郗已从三井北京事务所辞职加入四通，担任集团副总裁）负责，没想到遭到段永基强烈的抵抗。段永基不赞成将整个打字机的经营分成生产和销售前后两段，由两人分管，认为这增加了矛盾和无谓的协调时间，完全没有必要，除非郗建民直接归他领导。由于仓促上阵，郗建民处理一些事情确有不大妥当之处，段永基抓住这些问题公开表现出鄙夷和不合作。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在一次有一二百人参加的全体干部会上，万润南为给郗建民撑腰，竟在主席台上与段永基争执起来。段永基顶撞了他。一向从容平和的万润南甚至站起来，很生气地说：“为了公司做得更大更好，一些具有战略性的工作，有必要实行专业化分工。我们的干部应当具备这样的大局观、雅量以及合作精神。”谁都听得明白，“我们的干部”指的是谁。这是很少见的情况。

 

     从进入四通起，我的工作一直直属于段永基的领导。在这样的大会上，在众人面前，自己的领导被严辞批评，心里很不落忍，有一种同时被批评的感觉。我的爆脾气上来了，便举手示意要求发言，我的讲话自然站在老段的一边，认为郗建民不懂市场，上台后把销售搞乱了。我这么一讲搞得万润南很被动。事后想一想很是后悔。

 

      第二天我在公司走廊碰到万润南，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同时问他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小伙子，你提的意见不能说是错的，但做企业还应该有更多的考虑。”话没点明，但显然对段永基有一些想法。我后来想，可能万润南已经感觉到段永基的权力大，需要一定的制衡吧。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我并不知道。我住科学院87 楼的家离集团办公的地点很近，星期天没事经常到集团转转。

 

     1988 年底的那次会议后不久，我顺道去公司，万润南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很认真地对我说：“我想让老段多管些集团的事，合资企业的事由你来管，你看怎么样？”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但立即意识到，万润南是用我来削弱段的权力。面对万润南的信任、重托，我沉吟片刻，拒绝了。我知道，假使我接受了，万与段的矛盾一定会因此而激化。对四通满怀憧憬的我，并不想看到这样令人痛心的局面出现，更不想置身其中。我以为我的退让可以换来四通的团结。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多么天真和幼稚！